|
近日，国家明确提出ＴＤ－ＳＣＤＭＡ的测试必须限期完成，并尽快发牌。我相信，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ＴＤ－ＳＣＤＭＡ的产业化、市场化才能完成。当然，除此之外，对各种与ＴＤ－ＳＣＤＭＡ相关的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市场开发资源实现最优组合，对承担ＴＤ－ＳＣＤＭＡ的公司尽快完成由研究型向科工贸型的转变，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环节。
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化发展必须有坚实的宏观配套支持
中国正处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科技强国战略不仅是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产业转型的最重要基础。
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都对其传统产业进行了转型，自上世纪４０年代起，美欧以国家战略为标志，开始将传统的制造业、重型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用全球的资源为美国的强大服务，用美国的优质产品和技术换取全球最廉价的资源”。发达国家的转型最终使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历程越来越艰难。
对中国而言，我们虽然仍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但在发展路径上必须拥有自身特有的超越式发展模式。因此，在重大技术的研发上，既要突出自主创新的精神，更要把新技术的转化能力、产业化能力放在重要位置。特别是对于那些关系到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研发，要使其尽快实现产业化，就一定要在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给予全面的配套支持。
所谓宏观层面的配套支持，一是指技术产业化要拥有充分的资金保证，包括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及时有效的银行信贷支持和国家必要的财政支持。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有效地调动各方资源，像当年两弹一星升空一样，消除内耗，集中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三是国资管理部门要大力推进国有高技术类公司的体制创新，强化研发类公司内部运营机制的转换，不能守着技术等天上掉馅饼，要提高自身面向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能力。
针对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发展，特别是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ＴＤ－ＳＣＤＭＡ技术，宏观层面的配套支持尤显重要。
笔者认为，中国推出ＴＤ－ＳＣＤＭＡ是国家自主研发体系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平衡国际电信技术竞争、打破欧美垄断的有效手段。对于中国电信市场而言，第一代模拟技术和第二代数字技术，完全被国外所控制，所以，拥有相当部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ＴＤ－ＳＣＤＭＡ是否能尽快发牌，直接影响到国内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和国内电信设备商的经济利益。
从一个产业的发展战略和市场收益的最优化角度讲，ＴＤ－ＳＣＤＭＡ越早发牌就越有利。但是，国际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每一项重大技术的推出都不是孤立完成的，美国的阿波罗计划、航天飞机的研制等，都是在多个部门合作及国家高额的财政投入下实现的，特别是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公司利益、运营实施部门利益及技术研发部门利益的步调一致。
此外，任何新技术的推出，有效竞争是一个必需的发展环境。谈技术竞争的时候，对不同的技术标准一定要考察它对整个中国产业的发展是不是最优的？如果不是最优的话，那么这个有效竞争就是失效的。今天对待３Ｇ问题，究竟如何选择发展模式，采取什么样的竞争策略？我认为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方式。
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化迟缓，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从来都认为ＴＤ－ＳＣＤＭＡ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和先进的科研成果，它能充分体现中国在高技术产业中的发展水平，体现出国家的竞争优势，体现出中国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ＴＤ－ＳＣＤＭＡ在多项技术指标上具有领先性，特别是在最核心技术上，中国占有主导性优势。但是，当前问题的核心不是ＴＤ－ＳＣＤＭＡ的技术问题，我坚持认为，中国ＴＤ－ＳＣＤＭＡ现存的体制问题远远大于技术问题，在推进ＴＤ－ＳＣＤＭＡ商用化、市场化、产业化的体制上，在ＴＤ－ＳＣＤＭＡ测试的操作方式上，在针对ＴＤ－ＳＣＤＭＡ这类高技术产品的研发管理程序上，在与其它标准竞争的策略上，特别是在部门配合上，我们确实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严重延缓了ＴＤ－ＳＣＤＭＡ的商用化进程。对此，我认为有关部门必须吸取教训。
如果从有效竞争的角度讲，谁能说慎重地对待ＴＤ－ＳＣＤＭＡ就是对国家战略的不重视，是轻视自主创新、轻视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为？客观讲，我认为现在许多人和部门赋予ＴＤ－ＳＣＤＭＡ的责任太大了，就大唐移动公司而言背负的道义责任远远大于背负的技术责任，这种道义责任就是一些人和部门赋予它的所谓国家战略的责任、赋予的国威责任，这些责任很多都变成紧箍咒。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大唐移动的手脚，反而延缓了ＴＤ－ＳＣＤＭＡ正常的产业化进程。从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大环境看，中国缺不缺技术？不缺技术，而是对各种道义责任和有效竞争间的平衡关系没有把握好。单就ＴＤ－ＳＣＤＭＡ而言，如果仅从技术指标来看，它和其它３Ｇ标准ＷＣＤＭＡ、ＣＤＭＡ２０００，以及最近被大力推崇的Ｗｉｍａｘ的水平不相上下，但是，大唐移动为什么不能快速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一个大问题。
在有效竞争体制不匹配的情况下，最优的技术并不等于能变成最优的产业。有时候往往不是最优的技术，但在有效的配比和竞争环境下，却变成产业和产品了，这一点华为是最典型的案例。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复提到华为是最优秀的研发公司，后来我发现是错的，我发现华为不是最优秀的研发公司，但华为是中国最优秀的营销公司，通过它的高端技术专家把所有技术通过集成、消化引进，在最短时间推向市场，让市场先睹为快，然后变成产业。这就说明，创新需要条件，有效竞争也要有条件，谈３Ｇ时代的竞争更需要条件。
所以我认为，如果给中国ＴＤ－ＳＣＤＭＡ评分，在ＴＤ的研发阶段，可以打１００分，测试阶段可以给６０分，而在产业化推动和市场操作上只能打１０分。
ＴＤ－ＳＣＤＭＡ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国际上在推进ＷＣＤＭＡ和ＣＤＭＡ２０００上都是协同作战。ＣＤＭＡ２０００曾占有７０％的市场份额，但今天降到不足３０％，原因就在于高通公司居高自傲，专利垄断，导致ＣＤＭＡ２０００的产业联盟一点点地被ＷＣＤＭＡ攻破。我国在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化推进上的失误决不亚于ＣＤＭＡ２０００，ＴＤ－ＳＣＤＭＡ联盟内各公司的配合很不够。在ＴＤ－ＳＣＤＭＡ的测试上，大唐、中兴、华为各自测试，虽有合作，但有效度不高。所以说，ＴＤ－ＳＣＤＭＡ的技术问题固然存在，但操作体制才是问题的核心。
客观地讲，运营商对ＴＤ的态度，用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是很正常的。对于运营商来说，采用成熟的技术，是降低成本的最好办法。如果用ＴＤ，风险成本谁来弥补，谁来买单？我国现在对重大技术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补偿机制存在明显的缺失，这应是一个引以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由研发到产业化的推广上，资金保障是最重要的条件。但是，作为ＴＤ－ＳＣＤＭＡ的主要研发公司，大唐移动用于ＴＤ－ＳＣＤＭＡ的研发资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自筹，并且大多来自银行贷款，２０００年的投资为２亿，２００１年则接近４个亿。以后，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重要子公司，居高不下的负债率使大唐不敢再贷款，工商、华夏等银行也不敢再放贷。从ＴＤ－ＳＣＤＭＡ商用化所需的费用看，至少也要达到十亿元人民币，投资风险非常之大，大唐根本不能承受。仅２０００年一年，ＴＤ－ＳＣＤＭＡ项目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开支就超过了２３００万元。而国家仅在２００４年向大唐移动提供了２亿元的资金支持。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针对ＴＤ－ＳＣＤＭＡ的政府资金，出自多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信产部均有对ＴＤ－ＳＣＤＭＡ的支持计划，但政出多门，多头干预，往往使国家扶持资金不能按期到位。在ＴＤ－ＳＣＤＭＡ商用之前，大唐移动受企业自身创收能力的限制，企业现金流常年处于负值。在国家重大项目上资金保障与供给体制存在的缺陷，是延迟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化的主要原因。
对待ＴＤ－ＳＣＤＭＡ，舆论上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这方面，国内的媒体应该说做得不够。对于ＴＤ－ＳＣＤＭＡ这样重大的技术战略问题，国家的主流媒体应能形成一套有效的宣传推进机制。欧美国家的新闻看上去虽然很开放，但在重大问题上，媒体的一致性要强之于我们。
国际经验的借鉴
各种事实和经验表明，任何涉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项目，发达国家政府都给予了支持和协调。这些做法和经验，对于中国ＴＤ－ＳＣＤＭＡ的产业化发展，参考作用很大。
发达国家对重大高技术项目的实施战略和方式
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美国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１９４２年６月启动研发，１９４３年定为国家安全与军事规划，集中了当时西方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动员１０万人参加这一工程，而在“曼哈顿工程区”则有１５万人在从事相关的工作。到１９４５年初７月世界第一颗原子弹“胖子”点火，历时３年，美国共计耗资２０亿美元。
美国的阿波罗计划
阿波罗计划是美苏太空竞争的产物，美国政府对这一重大项目采取了超常规的决策方式。阿波罗计划的设想始于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１年上马，历时十年，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国家战略项目，参加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除了有美国航空航天局航空中心外，先后有１２０所高等学校，２００００家工厂、４００万人，耗资２５０亿美元。
欧洲空中客车
为了打破美国在全球航空公业的垄断，振兴欧洲飞机制造业，英、法、德三国于１９６７年９月签订了共建空中客车公司的《谅解备忘录》，决定联合研制大载客量、中短程客机Ａ３００。空客公司正式创建于１９７０年，是由法国、德国、以及后来加盟的西班牙与英国公司共同组成的欧洲航空工业集团。其中法、德各占３７．９％的股份，英国占２０％，西班牙占４．２％。
跨国电信公司在新技术标准推进中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高通的全球化战略：高通至今仍是一个最受争议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也使它的传统经验和战略受到巨大挑战。但是面对中国ＴＤ－ＳＣＤＭＡ的产业化，高通的许多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以专利技术授权许可实现对第三国的产业控制和渗透将可能成为今后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高技术推广战略。这对中国公司来讲，应是挑战与机遇共存。
为推进ＣＤＭＡ２０００的产业化，高通公司采取了针对不同技术标准的交叉渗透战略，即：高通公司对ＷＣＤＭＡ、ＴＤ－ＳＣＤＭＡ的技术支持，在这两大制式中拥有了数量可观的专利，也就是说，不论用户采取何种标准，高通都能获得专利技术收益。
高通公司在全球的高端用户已经看明了自身所面对的不可避免的挑战，因此，主动地变挑战为机遇，建立了“技术引入——成果转化——整合技术——技术创新——研发交叉技术新产品”的高技术引入与创新体系。而高通公司通过完善其商业模式，进一步提高似渥ɡ晒纳改芰ΑＳ纱耍咄ü镜纳桃的Ｊ阶钪粘晌咄ㄓ胗没е涞募际蹩刂朴敕纯刂频摹八蹦Ｊ健？其次，完整的产业链是高通公司实现价值链不断裂的关键，这一点，对于ＴＤ－ＳＣＤＭＡ的产业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
高通公司相对单一的产品和相对固定的营销方式由于有ＣＤＭＡ技术标准做后盾，因此，公司的价值链非常清晰。即：高通把自身定位在整个电信产业价值链的最上游，在其下方是依赖于高通专利技术许可的系统设备制造商和终端设备制造商，在下端是终端用户、内容提供商、互联网提供商等。由此，形成一个完整价值链。
在高通公司产业链的上端，不但有完整的专利技术推广系统，而且有与之配套的研发和生产系统，以此保证价值链与产业链建设的一致性。而更重要的是高通在专利技术和芯片这两大核心项外，还拥有互联网服务、无线业务解决方案、数字媒体和风险投资等与ＣＤＭＡ芯片构成良好配合的产品部门，从而维护了高通在ＣＤＭＡ领域的统治地位。
相比而言，中国已失败的一些高技术公司，其在高速发展阶段，盲目追求市场价值的扩张，然而，其价值链基本是建立在非常脆弱和不完整的产业链上，反之，产业链又完全依赖于价值链的资本供给，两者中一旦有一个很小的环节出现问题，均可能导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连锁反应，并引发公司的震荡以致倒闭。这样的案例近几年在中国不断出现。而对ＴＤ－ＳＣＤＭＡ而言，现有的公司体制使其既不敢在价值链上搞突破，又无能力在产业链上做实做稳。因此，借鉴高通产业链与价值链优化配置的经验，对ＴＤ－ＳＣＤＭＡ的产业化发展和强化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联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国际经验的作用
发达国家在重大技术项目上的经验充分说明，要在战略要求的时间内完成项目的研发和实施，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要有效地抵御跨国公司包括高通公司的这种凭借市场“公平竞争”完成的垄断，中国应尽快地制定出“按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问题”的对策。
首先，中国下一步应按照ＷＴＯ规则建立一套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章。对于重大的技术引进事项，政府一方面要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但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对企业的引导职能，连同监管部门，尽可能避免国内公司的各自为战。就企业而言，上端用户与中下端用户应通过行业协会或类似产业共同体的组织方式，统一与技术输出方谈判，以此降低技术引入成本。
其次，对于国内已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电信公司，特别是承担ＴＤ－ＳＣＤＭＡ研发和产业推进的公司，国家要加强对它们的支持力度，使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全面提竞争实力。有关部门可以通过考评这些公司的技术引入能力、技术吸收能力、技术转化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技术产品国际化（开创海外市场）能力等对其予以不同的扶持。在“十一五”期间，通过扶持一批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公司，使中国对本土产业的发展与产业安全的保护，由防守型保护转变为竞争型保护。
最后，应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的机会，取其长，补己短，力争使中国已具实力的高技术公司尽快实现“走出去”，并能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字号跨国公司。
几点对策性建议
如果给ＴＤ－ＳＣＤＭＡ开药方，我认为以下对策应是最具紧迫性的：
第一，在宏观决策层面，如果必须让ＴＤ－ＳＣＤＭＡ先入为主，国家决策部门就要采用刚性政策，给予连贯的支持，特别是在贷款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保证企业有充足的资金。同时，对ＴＤ－ＳＣＤＭＡ的国家投入，应变多头管理为集中管理，当前，要优先保证测试期间的国家补贴快速足额到位，在测试后期的商用试运营阶段，对运营商采购网络设备，开发银行应给予免息或贴息贷款，尽可能降低前期运营风险，并保证设备商有效的资本流动。
第二，把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联盟做实。按照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联盟应具有政府以外的、强而有力的协调权力，在ＴＤ－ＳＣＤＭＡ商用化、产业化、投资评估、行业协调、终端产品推出等方面，将原来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的行政式权力过渡为联盟的行业管理权力，强化ＴＤ－ＳＣＤＭＡ发展进程中市场行为。ＴＤ－ＳＣＤＭＡ联盟在特殊时期应拥有定期与国务院主管部门、主管领导的通报机制，在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化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必要的政策，赋予联盟在一定阶段内，对各个参与ＴＤ－ＳＣＤＭＡ研发的设备商及试运营商的行业监管和协调权力。拥有协调华为、中兴、大唐实施集团军作战的有效手段。此外，ＴＤ－ＳＣＤＭＡ联盟应有更多的电信运营商的参与。在此，集中力量办大事要充分体现为一种合力。
第三，在终端产品上，华为、中兴、大唐要协同作战，切不可互相排斥。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联盟必须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像中兴前段推出的双模双待机的ＴＤ／ＧＳＭ手机，让业内眼前一亮。因为它解决了号码携带的问题，为ＴＤ手机推向市场上做了很好的准备。
最后我想申明的是，如果上述问题不能尽快解决，３Ｇ牌照不如不发，ＴＤ－ＳＣＤＭＡ的产业化恐怕也实现不了。今天，对ＴＤ－ＳＣＤＭＡ，很多人不敢说实话、说真话。这是最可怕的。我不是技术专家，我更多地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电信业。我坚信我说的每一句话。也许我的话可能有５０％甚至９０％都是错的。但是，即使１００％是错的，说出来也可以供大家批评。正确的观点把我批倒了，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为此，我心甘情愿被大家的批评砸得体无完肤。能找到一种有效的观点和正确结论，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这样，正确的才能树立起来，学者的责任才能体现出来。
|
免费报告搜索
